但我姥姥并没有在学堂念到毕业。她病了。
她患上了头痛症，很严重。不能看书、写字，看书久了，不光头痛欲裂，还恶心、呕吐，天旋地转。
姥姥生来瘦弱，皮肤苍白得几近透明，这一病，更是瘦成了一个纸人儿。她咬牙忍着，撑着，坚持着，终有一天，撑不住了，她因为怕在课堂上恶心呕吐，不敢吃饭，结果虚脱了，晕倒在了地上。
学校让家人把她接回到了乡下，她父亲给她用药百般调养，但，终不见起色。这病很怪，平时还好，就是不能看书，不能写字。可一个学生怎么能不看书写字啊？于是，姥姥只好休学了。
很多年后，她的女儿，我母亲，一个眼科医生，对我说，其实，姥姥的头痛，很简单，是因为，我姥姥是先天的远视眼，且有严重的散光。“那时候，只需要一副眼镜，你姥姥，这辈子，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。”我妈不止一次地、惋惜地这么对我说。后来，在天津，姥姥才三十大几就去配了老花镜，果然，老花镜一戴，头不痛了，天不旋了，也不恶心了，能看书也能写字了，可是，一切也都晚了。
我丈夫从小眼睛很好，自诩是2.0的视力，曾经被推荐参加过飞行员体检。他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患上头痛症的，有一个时期，天天头痛难抑。幸运的是，他有个身为眼科主任医师的岳母大人，第一时间，我妈就判断出他的头痛是因为眼睛所致，一查，果然，他也是先天性远视散光，和我姥姥一样。至于为什么他到三十大几症状才显现，我妈用医学术语解释了一番，我没记住那原因。我记住的是，朋友们的惊诧，“哎呀！李锐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镜了？”（虽然，远视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，但需要佩戴的眼镜则都是相同的凸透镜）还有就是，我母亲触景生情地感慨：“唉，你姥姥啊，一副眼镜，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啊！”
不难看出，我妈，是一个科学技术至上主义者。
尽管，我姥姥没有那一纸毕业证书，但，毋庸置疑，“简师”的经历，新学堂的经历，如同春雨一般，润物无声地，渗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，使一些新鲜的种子，在她拥有一双畸形双足的身体里，破土而出，发芽、抽条、长叶，却永没有开花结果。
一直不知道，为什么，姥姥要到那么晚才出嫁。
也不记得问过母亲没有。
隐隐约约似乎听说过，是因为体弱的缘故。也或许就是这根深蒂固的头痛，导致姥姥的父亲怜惜小女儿，怕她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？但，也或许是，来提亲的人家，是姥姥所不中意的，也是她父亲不中意的。我心里，更认同的，其实是这一条，这，就是“简师”对一个青春少女的启蒙和催生——它催生了一个少女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一点憧憬。
于是，就蹉跎了下去，耽搁了。
我姥爷家来提亲的时候，我姥姥的父亲已是久病缠身，他唯一的牵挂，唯一的不放心，唯一的不甘和不舍，就是这没有出阁的女儿，他的妮儿。那时，我未来的姥爷已经在北京读完了大学，那大学的名字叫“中国大学”，此时，据说正在黄侃先生的门下研读音韵学。而我姥姥未来的婆家，也不在中原，是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城。虽说，不是做原配是续弦，虽说，从此山高水远再不得相见，我姥姥的父亲，却还是认了这门亲事。出阁前夜，他在病榻上握着女儿的手，依依不舍，老泪纵横地说道：“莲，去吧，谁说妮儿就不能离开咱这本乡本土活人？爹知道你的心高、心大，去吧，好好活……”他嘴里说着“去吧”，可他的手，却死死攥着女儿的手，不忍放开。他知道，这一放，就是永诀。
果然。
等我姥姥再回家乡再回娘家的时候，她父亲的坟上，早已是野草萋萋……
至于姥姥，最初对这门亲事，我想，应该还是满意的。姥姥在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时候，一定，对她以身相许的未来，对她以身相许的夫君，有一些温存和天真的想象，所以，她才有勇气，只身一人，去闯荡一个大世界。她心大。
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，我一直不知道，“中国大学”是个什么大学。很多年前，我问我妈，姥爷当年在北京，念的是什么学校？记得我妈说出“中国大学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她脸上的表情，也是茫然的。记忆中，更早更早以前，小时候，读红色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在某一个章节，写北京学生“一二·九”大游行的队伍中，爱国学生们打出的队标里，有“朝阳大学”和“中国大学”的旗帜。之所以记住了它们，是因为，它们很陌生，此前，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它们。后来，我认识了一个朋友，偶然聊天，她说她父亲毕业于北京的“朝阳大学”。记得当时，我竟很有些兴奋，好像一个虚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物，像一个奇遇。而“中国大学”，至今，我认识的人中，好像还没有谁，和它有过任何的交集。
于是，打开了百度，一查，吓一跳，被自己的孤陋寡闻，也被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狭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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