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由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组成，前者是人对自然的活动，设计人与物、物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，后者是体现人与人之间活动的社会关系。非营利组织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活动，而更为重要的是交易活动；其生产活动反映上产量属性，则交易活动反映在其契约属性之上。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人的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、市场竞争以及零交易成本等一系列假设之上，把企业（或组织）视为一个生产的函数，因此研究其生产属性。其基本思想体现在两个函数之中：
Q=Q（L，K）（4-1）
Maxπ=P（Q）－C（Q）（4-2）
式中，Q、P和C分别表示企业（或组织）产品产量、价格和平均生产成本，L和K表示企业（或组织）生产所需的两种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，π表示企业（或组织）的利润，它是产量、价格和成本的函数。
在4.1中建立对称模型，是假设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自身条件相同、政治行为选择简单化（即0-1模式）、政府资源获得时采用离散方式（均分、全部、没有三种形式）的基础之上，不具有一般性。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基础之上，引入柯布-道格拉斯（Cobb-Douglas）生产函数，即：
Q=AKαLβ（4-3）
依据博弈论原理，借助和仿照学者对博弈论的应用实践，可以进一步将模型推广到一般的情形。
（1）收益函数
政府在企业（或组织）经营及社会整体运转方面起着相当大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。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时，会用一系列考核指标或标准（如组织规模、科技水平、政策导向等）来评价受益企业或组织，从而进行政府决策。根据式4-3的思路，不妨选择组织规模为达标指标，用S表示。同时，非营利组织通过政治行为形成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，用R表示其关系。
假设有甲、乙两家非营利组织（以下简称为，甲、乙单位），甲、乙单位的规模分别用S1和S2表示，与政府的关系分别用R1和R2表示（假设0≤R1≤1；0≤R2≤1）。甲、乙单位获取的政府资源取决于自身的相对规模S1/S2（简称规模因子）和与政府的相对关系R1/R2（简称关系因子）。从政府决策模式和评价机制来看，规模因子可以看作为客观性指标，关系因子可以看作为主观指标。
假定收益函数与相对规模、相对关系存在正相关，即组织具有相对规模和相对关系优势时，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，则甲、乙单位的收益函数分别为：
U1=（S1，S2，R1，R2）=AS1S2αR1R2β+ε
α，β∈（0，1）（4-4）
U2=（S1，S2，R1，R2）=AS2S1αR2R1β+ε
α，β∈（0，1）（4-5）
其中，U1和U2分别表示甲、乙单位的收益，A为参数（表示政府对资源分配的行政参与程度），α、β分别为规模因子和关系因子的指数，α、β由政府的决策机制确定，ε为误差项（表示被遗漏的影响因素、变量的测量误差、随机误差、模型的设定误差）。
（2）成本函数
非营利组织要与政府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需要发生相应的成本，用C表示，不妨假设甲、乙单位的成本函数为：
C1（R1）=BRγ1+ζ，R1∈（0，1）（4-6）
C2（R2）=BRγ2+ζ，R2∈（0，1）（4-7）
其中，C1、C2分别代表甲、乙单位的成本，B为参数，γ为成本指数，ζ为误差项，其他字母含义同4-5式。
由于关系成本的复杂性，需要考虑以下特殊情形：
①当R→0（趋于0）时，表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没有关系，此时，该组织不需要付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成本，即C（R）=0，这样误差项ζ＝0。
②当R→1（趋于1）时，表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密切，此时，该组织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，实现其政治行为目的；但是该组织需要付出高额的建立关系和维持关系的公关成本，（4-6）式和（4-7）式中的参数B代表所付出的高额成本。
③当γ=1时，（4-6）式和（4-7）式演变为线性模型，表示关系成本C与关系R成正比。结合实践来看，线性模型实际情况不相符，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较低（或称之为“弱关系”）时，少量的投入对其关系改善效果明显；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较高（或称之为“强关系”）时，若要进一步增强这层关系，付出的成本将大幅度上升，由此可以推断γ>1，为后续讨论方便，假定γ>2。
根据上述三种特殊情况的分析，可以将成本函数（（4-6）式和（4-7）式）修正为：
Ci（Ri）=BRγi+ζ，［Ri∈（0，1），i=1，2，γ>2］（4-8）
结合上述分析，可以得到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——成本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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